鲁迅的最后十年分章 6

国家问题成为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可以理解的。伯林发现，通军事征，或某种非正义的迫手段使个民族受时，通常会造成民族主义的反应。把这种反应称作“枝弯曲”现象，意思是说，弯曲的枝是会反弹回的。因此，国家总是利用民族的集创伤，发民族主义，作为维持自凝聚的种方式。在现代民族国家中，民族与国家两者很难从历史和地域的联系中断然分开；对于现代发育健全的、宗族观念蒂固的民族国家说其如此。民族主义作为种意识形，抵倾向于国主义宣传，却有更的盲目、煽和有效。它被赋予政治量的各种主题，如民族解放，民族荣誉等，而为政府或别的政治运所利用，借以员民族成员的热及调众多的社会资源，以支持它们的目标。当民族于危亡之际，民族主义特别有利于国家权集团统治法化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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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对民族主义与国家行为的结的危险，表现度的警觉。直反对以“种族”、“民族”的概念掩盖国家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，再强调说国家的统治者是能代表民族的，看民族的筋骨和脊梁，只能看“地底”。这有点像西哀耶士在法国革命时期说的，“第三等级”意味着民族。这是现代的民族观念，革命的民族观念。这种观念，明显是敌视现存的国家秩序的。在国主义的呼声渐涨之际，鲁迅及时揭政府所宣扬的“岳飞式的奉旨抵抗的忠”，对左联部如何家槐等宣传统战线，而把岳飞等当作“民族英雄”鼓吹的法，也作了批判和矫正。岳飞，作为中国历史惯见的个文化符号，代表的是有关国家与民族关系的陈腐的价值原则，对此颂扬还是批判？这着实是个带本的问题。鲁迅把问题提了，并且加以颠覆；然而，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回应，完全被民族主义的噪音淹没了。

无论民族或国家，既然存在着迫者和被迫者，因此，必然同样存在着迫者和被迫者的同的德规范。迫者指为被迫者的德，对于同类是恶，而对于迫者却是德的。这是事实，是鲁迅反复强调的。所以，讲“统战线”，认为只能是被迫者的统，民众的统。当然，民众与众的概念还可以扩，但是无论如何可能扩到包容迫者，因为本国本族的迫者同外国外族的迫者是气的。从清至今的众多青年民众的流血毙命的事实，足以支持这个判断。这段惨的历史是可以易抛弃的，抛弃之，必然招致更的惨。这是鲁迅对于“统战线”的意见的德论基础。中国几千年是个主权在君的国家，愚民政策的结果，使得民众从岳飞时代直到现在，都把“忠报国”当成普遍的德信条，何况现在又到了“还河山”的时候。胡适——知识界的“胡羊”——明确地把中央政府看作国家的代表，说：“个国的政的主张成了国政策的依据，是国的公器。”问题是，包括知识界在，“中国现在是在发展着‘自欺’”，简直无察觉所在的是“国”：“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国。这个严重的悖论，能使鲁迅意识到隐藏在“统战线”中的危机：“中国的民是常用自己的血，去洗权者的手，使又成洁净的的。”可是，除了这样的民，抗战的希望又在哪里呢？

统战线成了政治和军事实践中的个中心问题。这个问题，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诸如国家、民族、派以及民众的度；对个而言，则与基本的政治理观念有关。鲁迅通赞同“民族革命战争的众文学”的号，以及对它所作的阐释，通撰写的关于迫者“忏悔者”和“隶”的量文字，相当清楚地表达了个对于统战线中的联和斗争的意见。这些意见，固然同于周扬等“国防文学”派，其实与冯雪峰和胡风也并完全相同。冯雪峰等注入新号里的重容，是毛泽东的关于统战线的领导权问题；而鲁迅所强调的，则是国家主权或革命主权对权的问题，这是很样的。是彻底的权主义者，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隶的解放；管同族的还是异族的隶，只是隶，说都，的只能是“”。

当胡风的文章挟带个新号发表以，立刻遭到“国防文学”派的规模的反，著文的但有徐懋庸、周扬等，连远在东京的郭沫若及左联支部也参与，加入反对新号的阵列。两个号之争断升级，流言跟着起，有的文章甚至把鲁迅和胡风拉到起行。冯雪峰于统战的考虑，方面制止胡风写文章，方面通茅盾等从中斡旋，劝告周扬等改对鲁迅的度，再散布说鲁迅“反对统战线”之类的话；对于号，则从原的理论立场退，试图采取正确解释“国防文学”的办法，还提两个号并存之说。等到所有切努无济于事，有增无已时，冯雪峰只好员鲁迅自面发表文章了。

可是，在鲁迅的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》和《论现在们的文学运》发表之，问题非但能解决，徐懋庸还给鲁迅写了封信，用鲁迅的话说，是雄赳赳打门了。信里副训的气，说是鲁迅近期的言行，“无意地助着恶劣的倾向”，“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”；说是“在目的时候，到联战线中提左翼的号，是错误的，是危害联战线的”；还说鲁迅“看事而只看”，“看又看得准”云云。鲁迅怒可遏，无奈支，无法立即复信，。得已只好仍由冯雪峰执笔，代替草拟了篇公开信模样的文章，但仍执意了修改，又续写了最部分才发了去。

显然，冯雪峰在文中掺了些派意识的东西，正如在个别事实方面也了些假作样，譬如说号曾经与茅盾商量，即是这种况；把《子夜》与《楼梦》并列，把郭沫若置于举足重的地位，都是为了缓和矛盾而惜违背鲁迅的原意的。在枝节问题，鲁迅了妥协。但是，对于新号，坚持在同国家、民族、统战线问题相关的意义，作了与个贯的对国家中心及制度化规则的批判相致的的阐发。“众”是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共同，个“非制度政治间”。在这个间里，没有规定的边界，没有官僚气味，没有与国家主权相关的任何官方地位。如果说领土边界构成为国家的主依据，那么众社会关心的，惟是边界部的环境、生存、生活和生命自，与“国防”所关注的维持边界的种国家系概念是同的。鲁迅所以坚持众的概念，是试图以多元消解元，表明种反制度的意向，为社会的自治、多数和差异而斗争。

鲁迅在新号的阐释中现的思想，既包了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，也容纳了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。的思想量并非直接源于哪种民主理论，而是自众乌托邦。所有的启蒙主义都有自己的乌托邦。由于众在鲁迅那里带有重质，既是与国家相对立的实，又是与现实相对立的幻象，所以对于现行制度和秩序逻辑特别富于毁的量。倘若置于既定的逻辑里看待鲁迅的言论，说“破统战线”，也能完全怪罪于流言。因为在鲁迅看，统战线必须是在维护众个或社团权利的基础之，并且在新的社会运的实践之中建立起的。然而，政府怎么可能容忍众作主呢？这种构图，显然与主流理论相去甚远。

英文中的主权（sovereignty）词，因其拉丁文的本意即最权，16世纪法国博丹在《论共和国》书中把主权定义为“国绝对的和永久的权”，受法律限制的统治公民和臣民的最权。博丹的主权学说属中央集权国家主权学说，主权者是君主，被称为国际法奠基者的荷

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也认为主权属于国家，主权是国家的最统治权。卢梭等提民主权的思想，

这是与国家主权相对立的。作为个历史的概念，主权词在数百年间获得众多涵，但论是作为思想，或是作为制度，都同种强制量有关。

对于主权的阐释，基本分为国和国际两系。在国际系中，主权呈多极化，片化；但是在国，所有的主权中心理论都认为，秩序、统和政府是规范标准，现代国家预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，在其主权管辖的范围，通各种组织和技术，将社会权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资源加以综利用，实行强的间控制。主权成了国家的种属。主权国家的职能，即在公民与既定领土之间制定种明确的，可分的，永久的依存关系。这种以领土为特征的、包围式的关系，成为公民致认定的或自认同的核心。正因为这样，“国主义”也就成了国家主权理论的基本主题。霍布斯鲍姆指：“宣扬国主义的政治号，往往都是自统治阶级与政府之手。”解释说，由于现代国家以领土及公民为基础，因此必然时时将居民牵国家事务当中，为们描绘幅理的有的远景；这幅远景是独无二的，是针对们的生活而设计的，故也是命定的。完全以国家为基础的国主义，通常都有强的影响，足够让民与新成立的国家产生最基本的认同。在中华民国成立，鲁迅著文反对“群的国的自”，就是反对这种基于国家主权意义的国主义。九八以，鲁迅多次讽“国”的论调和行，除去形式主义的种种，本质的问题也同中国期沦为“国”有关。这个国家已非中国民所有，正如霍布斯鲍姆说的：“迫这些底层阶级的，正是统治阶级和政府，而是外国。”二十世纪政治意识或阶级意识的普遍觉醒，使世界各国劳工阶级和们的知识分子都在重新定义“祖国”。其实，更早些时候，如法国的雅各宾主义以及英国的宪章运，在们强调的国中，已经注入了民主权的容。

“主权”国家的主权权是单还是多元的？它在事实是否真正代表了所谓“公民”的利益，而把保护公民作为它的唯的或是重的职能？若然如此，它是通何种方式行的？与霍布斯的专制主义观点相反，洛克认为，那种关于任何共同的最的或法的权想什么就什么，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权利的主张，都是荒谬的。抛弃了霍布斯的有关国家主权是最强制权的概念，相信政府只有在接受民的信托，征得民的同意时，才是法的，有效的，强调主权最终属于民。可以说，分散和限制国家权是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，洛克拥护多数规则和代议制政府，这同的标榜自由主义的英主义者还是很相同的。鲁迅的“众”观念，符传统自由主义的多数规则；但是这个多数，仅只是作为与政府少数官员相对立的全社会的代表或象征而存在的。离开这个提，多数则未必是可靠的，甚至是可怖的，其在它已然形成某种绝对霸权的时候。作为立足于个主义的自由主义者，鲁迅早在1907年的论文系列中，就着重论述了多数与少数，社会与个的关系。至于代议制政府之类，与鲁迅的非制度化思想距离甚远，在与国家相关的问题，无宁说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。

马克思认为，在资本主义社会，国家至少代表了私有财产作为政治和神的最现实，管它如何将自己扮作公众的“公共权”的代表，主权的代表，说是保障社会的普遍利益，实际是带有欺骗的。在的理论中，国家主权是与民主权相对立的，国家踞于社会之，以它的特殊利益、官僚化的机制和运作程成为社会的寄生虫。20世纪初，政治多元主义作为种思想流派开始形成。

这理论认为，民族国家其实也是众多社会团之，并有权的独立，而其团，自然也是由国家授权产生的，它们完全以独立于国家的地位而存在。国家能否超越其团而获得优先的地位，则应决定于它对于国民的在实质而是形式是否有代表。三十年代广有影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拉斯基坚决反对使用“国家主权”的概念，认为，国家主权仅仅是其命令被国民接受的可能，与其如会、工会等的权无异。

国家对公民的制约，并非从政府的法律义务，而是遵守社会正义的德义务。在看，个是类行为的最仲裁者；主权属于个，而是国家。与这样的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现代宪法学说，无将所有秩序、法律和法令的德渊源推向个公民，而是社会结构的某个极点；它们强调的是，所有国家行为都能违反基本权。

罗尔斯在设计著名的“万民法”时，声称首的步骤是为国社会制订正义原则。这原则，包括“军队得用于对付自己的民”，“有序的法治”等等，总之是为了限制国家的漫无限制的国自主，即对国民随心所的权利。说：“主权权也为国家授予了种自主权以对付自己的民。按的观点，这种自主权纯属谬误。”同时指，“权的作用更其明显地联系着国家国主权权利的化，这乃是适当确定及限制政府国主权的个组成部分。”历史步的思想家致主张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，同的在于如何确定限制的主。

从卢梭到马克思，强调的是民主，是众的权，革命的权，以民的共同代替国家的共同。另类是洛克以的自由主义者，虽然在其部存在定的差异，但是，都同样强调公民个的自由权利，即普遍权。正义与自由，革命与权，都是鲁迅所渴望争取的。“隶”这个词，在那里，既是民也是个。在这两者之间，始终表现了种在的张，但是有个叉点是确定无疑的，就是否定国家主权。

专制政府及其帮凶常常以“维护主权”为名，行镇民之实。北洋军阀政府如此，国民政府也如此。二战，在纽堡审判战犯以及就个责任展开的讨论中，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辄使用“维护主权”这个论据。此外，则以“从”级命令为罪责开脱。维护主权，在们看是完全受法律约束的行为，显然，罪犯认为只事关主权行为，无可能为此接受审判。阿特指：“在国家行为定义背的理论表明，主权政府在特殊况可以任意选择犯罪手段，因为其存在本，或者是掌的权是至无的。”至于以“从”为由，阿特认为同样是无效的。说：“旦遵守国家的法律，实际就是支持其宪法。起义者和革命者之所以从，是因为们已经承认宪法的无效而放弃了默许，以致公开站揭事的真相。”这些罪犯为什么会从和支持犯罪政府的命令？说到底，问题仍然与国家主权有关。

对于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家，个实际于分裂状的国家，个遭到外族侵略而面临着亡国危险的国家，再没有利用民族的归属更为有效的方式，员国民效忠于自己的政府的了。在这里，国家与民族被主权打通了，也妨说，它们结成了个“复主权”。个历史的难题是：民族认同往往是通国家完成的，是民族创造了国家或民族主义，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。而鲁迅认同民族而斥国家，认同民族文化，却斥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形和政治秩序，这种度，能使在个特定语境中陷入了

言说的困难。只抨政府和国家主权，很容易被看作对民族的伤害，因此，常常被些“国者”和“忏悔者”加“汉”、“买办”、“破统战线”等罪名。那些的，正是利用了作为个言说者的尴尬地位，实际是事实本的矛盾。但也正由于能回避可能招致的风险，所以必须步揭“国主义”——民族主义的代名词——的危险和欺骗。诚如霍尔斯鲍姆所说：“只有可能，国家和政权都会把每个机会，利用公民反对‘想象的共同’的与象征，加强国家国主义。”政府机器是庞的，国家会利用手中的切政治能源，如育、传媒、组织效能，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，向国民灌输应有的国家意识，国民认同国家、国旗，并将切奉献给国家、国旗，而且经常地依靠霍尔斯鲍姆所说的“发明传统”，乃至“发明民族”，以达致国家整的目的。如何可能阻焦虑安的群在共同抵御外侮的号之，团结到政府——“国防”的旗之呢？如何可能使们在急的状况，费了解“国家享有政的最指导权”的涵义呢？如何可能向们解释民族主义的本效忠对象，已经是“这个国家的原版”，而是经政府改写的版本，即由意识形所建构起的国家呢？这就需在救亡中坚持启蒙，坚持常识普及，坚持“思想革命”。然，从救亡到救亡，切为了救亡，其结果只是救了政府。穆勒说：“在专制国家里，最多只有个国者，就是专制君主自己。”所以，鲁迅必须对国家，民族，国主义，联战线等概念新的解释和界定。

表面看起，鲁迅对“国防文学”的否定，以致同意以“民族革命战争的众文学”的新号取代之，颇有点小题，实际是在事关重的观念和理论问题，给正统的致打个简易而有的楔子。有这样两段话，段说：“别承认是，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格。”还有段是说：“用笔和，将沦为异族

的隶之苦告诉家，自然是错的，但十分小心，可使家得着这样的结论：‘那么，到底还如们似的自己的隶好。’”还是隶？谁的隶？隶有没有外或等级之分？这是关于国家、民族的核心问题。启蒙工作在救亡中行所以得特别困难，还因为：、虽然政府是有意识、有技巧地全面行着将国家问题转化为民族问题的意识形的制作工程，可是，民族这东西并是政府直接制造的，而是现成的，非官方的，众的，政府是挪用罢了。二、随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到，以国民众为诉对象的组织和毕竟愈愈多，而政府的旨在加强国家统和巩固现存秩序的理论、号和命令，只贴“民族”“国防”类标签，许多所谓的革命组织或群众团自地代为推销了。“民族革命战争的众文学”的号之所以受到否决和围，就是因为其中的容有碍“国防”的缘故。带本的问题被无聊的字面论争掩盖了，必的批判意见被“战友”看成“标新立异”，鲁迅的关于战国家主权而争取权的思想并没有得到知识界的理解，更用说“众”了。然而，事实的无效，并没有使放弃的自以为急迫的工作。萨伊德在说到知识分子的目的时，曾经指说：“虽然国家于急关头，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，仍然有无可估量的价值。忠实于众的生存之战，非但会使知识分子因此失去或者削弱其批判意识，而且，由于这类超越生存的问题，将使之到达政治解放的层次，批判统治阶级，提供另类选择（这些另类选择在边的主战事中，经常被视为无关而被边缘化或置于顾）。即使在被迫者中，也有胜利者和失败者，因此，知识分子的忠诚必须是限于随同加入的集团的行列的。”鲁迅超越——实际是种决裂——了所在的左翼集团，而孤入到了无可及的境地。

在理论，或者可以说在想象，鲁迅以为革命主权可以对抗国家主权，但当革命从组织部构成最权，从而对个的权利和尊严造成损害时，样能接受。今天的革命主权如何转为明天的国家主权，这是鲁迅的预见，也可以说是危机。反抗“元帅”、“工头”、“隶总管”，以及批判阐释“国防文学”号，其真正的意义，仍在于对个的最价值的阐扬。

1935年12月，接着《理》，在个月连写了三个小说：《采薇》、《关》、《起》。从个聚光点看，这几个小说都涉及到“统”和“秩序”问题。《理》除了文化学者、众多员和群众代表的政治表演以外，最有意味的，是小说的结尾。因为禹治成功，舜爷就了特别的命令，百姓都学习禹，然就算是犯罪：

这使商家首先起了恐慌。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，度也改点了：吃喝考究，但起祭祀和法事，是阔绰的；很随，但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，是漂亮的。所以市面仍旧很受影响，多久，商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，舜爷的新法令也很错；终于太平到连百都会跳舞，凤凰也飞凑热闹了。

美国学者卡尔?魏特夫称东方国家为“治社会”，认为治所需的权威、纪律和协作，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。鲁迅的小说叙述是种巧。禹在治的程中，方式是非传统的，作风也很平实；待到回京以，况明显地起了化。遭到了新的“包围”，这种由个到法令制度的化极其微妙，既是种起始，也是种渡，总之，国家将又恢复从的样子了。

在《采薇》里，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因为国王“以臣弑君”，兄俩决计“食周粟”，逃到华山里去采薇菜度。们的行为招致批看客，包括首阳村的第等小丙君，以及阿金之类的非议。小丙君评论：“‘普天之，莫非王土’，难们在吃的薇，是们圣的吗？”阿金也几乎式地问：“‘普天之，莫非王土’，们在吃的薇，难是们圣的吗？”可见国家意识形的普遍入。两个坚守主义者听到这样番“统”的论调以，自觉无路可逃，最只好起饿了事。

切都属于国家，切都可以“充公”，这是可怕的。《关》里的老子，境遇十分奇特，既受优待，又被作贱，其实是颇受戏的。小说最段，写家殷勤走老子以，关官关尹喜走“公事”，把老子的著作放在堆着“充公”的盐，胡，布，豆，饽饽等类的架子。恰好，打发老子时，那些权当稿酬的饽饽，也样装在个充公的布袋里。

《起》以容固有的矛盾，写成了个短剧。庄子表面是个相对主义者，比如说：活就是，就是活，才也就是主公，等等。可是，能说能行，本质是个秩序主义者。为“隐士”，却心见王者；以超脱自命，却备有警笛，遇到烦，即寻官方庇护；斥为“利已主义者”，自已倒是自私至极、虚伪透的反复小。很明显，庄子是“第三种”，以及平时并无连络而实神相通的某类的讽形象。

1935年以，鲁迅为国家主权和革命主权问题所困扰。主权对权的迫，焦点在“统战线”。所以，坚决反抗那种试图利用主权，借“统”之名而使任何个其异端弹得的法。以为“统”是有原则的，那就是“抗”；在这的原则之，则是民主化，众多团与个的平等兼容。“‘标新立异’也并可怕”。反对把“统战线”当作国家主权的屏风，但也反对把它理解得于狭窄，犹如“天罗地网”。

1936年在号论争之外，鲁迅还在个行，了个反对“统”的“实验”。

随着左联的解散，周扬立即联络郑振铎、傅东华、茅盾等，着手筹备个新的更为庞的统组织。这个组织原先“中国作家协会”，改为“中国文艺家协会”，于6月7正式成立。会，宣读并通了茅盾起草的宣言。冯雪峰曾经员鲁迅加入，鲁迅绝了。但接着，就支持并加入了别个文艺家团，个没有正式成立，只留个名目和份宣言的团。

鲁迅从开始就对周扬等从幕指挥组织的作家协会好，并且预言它“定小产”；因为在看，这个组织像左联，“虽镇，却还有些剩在地底”。这些作家在新的形之，认为排等于造反；也就是说，们已经放弃了对抗政府的左翼立场，“想由此走到地面，而且入于际社会”。鉴于往给的伤，决计拟加入，但是预料到，这样必将又构成罪状。事实果然如此。从5月份致曹靖华、王冶秋等的信中可以看，为此受到“肆”，说是“破国家计”，甚至在集会宣布的“罪状”。几次提到，作家协会的组织是与郑振铎、傅东华、茅盾有关系的，是们面主持的“家族”。从《译文》事件中，早已见识了们的自私、嫉妒、讲究策略的种种；此次积极响应周扬，乃至唱主角，在看，实际是为了救《文学》，所以说：“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呢，得团糟的。近约又会有别的团现。以为这是好的，令读者可以比较比较，形就化了。”

戏剧的是，文艺家协会成立会致通了致鲁迅的问信。有些事，概永远也清楚，譬如，何以会发明这种问信。在这里，鲁迅既是靶子，又是小偶像。也许主持以此证明，“统战线”完好无缺，会开成了团结的会，胜利的会，们争取到了头认为最值得争取的。在，鲁迅是否有如此的份量？是哪个，或者哪种因素赋予鲁迅以如此的重？

然而，鲁迅本屑于理会周扬们的表演，为了打破“正统”与“唯”，在文艺家协会成立个星期，已经在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的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》面作了修正，并且签名了。

中国文艺家协会据会章，组织有着严格的规定，会员的会费、资历以致经济条件都是有限制的。协会设理事会，由理事会选常务理事九理经常事务，理事会设总会、版、调查、研究、联谊等五部，每部设正副主任各及事若。茅盾是常务理事召集，是可以统领整个协会的工作的。周扬夏衍在宣言名，宣言提“国防文学”号，都是事先经导演安排的。整个组织庞臃，机构重迭，仿效苏联的作家协会的模式，官僚化制度化倾向十分明显。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》则是没有团的，化整为零，各自为战。而且，连会议也没有，宣言简直言而宣，采用的是分头联系，说明原委，个别协商，征签名的方式。两个宣言在字面没有对立的意见，容却颇有入。《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》贯穿着“国防”的神，而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》则在“争取民族自由”的提，强调宣言者个保持“各自固有的立场”，本着“原坚定的信仰”，沿着“去的路线”，加“从事文艺以就早已开始了”的工作，其实说的是个面的多元多极的斗争。鲁迅说周扬们的“统战线”是“吓成的战线”，那么，这个没有团的团所坚持的，则是自觉的战线，韧的战线。对于文艺家协会，鲁迅说是“作得战”，“就消沉，或化的”，真是点错。到半年，随着将茅盾离沪返乡，这个组织基本也就无疾而终了。

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》的个很的特点，就是去整化，去中心化。宣言的草拟并未经特别的策划，作为发起之的鲁迅，对于组织部的个独立，也即个自由是很看重的，最，甚至独立自由到本需组织。在给个名时玳的文学青年写信，谈到这个宣言时说：

《文艺工作者宣言》是发表意见，并无组织或团，宣言登，事就定，此是各自己的实践。有赞成，自然很以为幸，并用联络手段，有什么招揽扩的心，有反对，那当然也是们的自由，问它怎么回事。

正如怀特海说的：“自由纯粹是个的事，绝是共同的。所有的联，宗的或世俗的，都是社区质或家族质的。”在鲁迅看，个集或组织所以值得存在，正是由于个在其中能够按照自由意志采取行，甚至更有利于这种行；也就是说，集或组织成了表达和行使个权利的手段。所谓革命主权，所以与国家主权同者，就在于它与个权利是的。如若然，就是革命的异化，那结果有如萨杜恩神噬自已的孩子般，以集或组织的名义，噬其中的每个分子。

当鲁迅质疑“主权”与“统”，绝迫与利用，而选择自己的斗争方式时，是那般从容自然。着所有这切，本用着考虑自己是否会因此遭到孤立，步的谣诼与打。自知这是个战斗者的运命，会逃避可能的艰险。这是的信仰，也是的意志。必须保持心生活的自由。当然，的历史条件也在定程度保证了有选择的自由。这时，周扬茅盾等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毕竟是民间质的；等到若年以，“六王毕，四海”，在同样为们所主持的中国作家协会里，结构就得更加严整庞了，或或，也都有了更为严格的规定。胡风作为位知名作家，开始时也曾列名于中国作协，旦成为“反革命分子”，作协立即把从组织剔除去；获得“平反”，自然又重新成为作协中的员。这“恢复组织关系”。在这里，文学份完全由政治份所决定，它已然能脱离组织而存在了。

然而，鲁迅已经及经历这些。在所触及的系列重问题，留的只是个破折号，个未完成式，个有意义的起始；就个的生所能完成的工作而言，却是划了完整的句号了。

1936年10月19，鲁迅病卒。

对于逝者，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，连意义也没有了意义。但是，对于活着的们说，记住这个逝去的年代并非多余。由此可以得知，惟有到了场民族战争即将全面展开的危急的时刻，关于民族的联和斗争两个对立方面的意义，才同时在同个的得到发掘和利用。这是个反对民族主义的“土生子”，个反对“国主义”的国者，个反对传统文化的叛逆者，个反对切迫和役的解放者，个反对集霸权的个主义者；在的灵柩之，从此永久地盖了面旗帜：“民族”。

在救亡和革命的年代里，对于社会与的阐释，往往化约为最简单的公式。于是，个神战士的启蒙价值，围绕展开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关系网络，曾经发生于其中的许多由权、知识、私引起的冲突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故事，几乎从开始，就遭到了主流意识的覆盖。

在鲁迅，对于的多种颂赞和诅咒的现，正如时间的喧哗样自然。然而这切，也都与逝者无关。即使现代中国从未曾现鲁迅的名字，有原则的斗争和无原则的纠，样会借助别样的文化符号行去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在亿万隶中间加个鲁迅，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格局是样的。这是个比重很的异类。的特殊的品质，使许多观念的东西在那里凝聚为极端的思想，有的思想，破严密的历史和秩序之幕而使真实敞开。于是，们从中有了许多发现，而最的发现，就是作为类自生存的境遇，以及改这境遇的战士度。在那里，切神圣之都在可毁之列，惟独保持的，是类的自由，平等，独立与尊严。然而，类的普通价值，在的阐释系统中又恰恰采用了最为的、异的、偏的，甚至曲的形式，这难免给权门或学院式以另行解说的方；但是其核心的神哲学，那是难以改的。部《鲁迅全集》，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。周围的世界，从未曾因它的蔓延而发生燎原；它是属于灵的，光和热直接转化为个的实践而非群的事件。时间的迁流可以改和抹杀世间的许多事，但是，在部点燃的焰是会熄灭的。它只是燃烧，燃烧，次又次地从覆盖中升腾起，在黑暗和寒中显示初始的意义。

2001年8月初于广州